zoosexmania人与物2,许地山:“落花生”的弦外之音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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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许地山:“落花生”的弦外之音

我所关注的那些中国文人,在20世纪初陆续走进基督教教会学校,或者以各种途径开始陆续接触基督教,他们的精神、性格、知识、修养等等,就只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完成。这个世纪的实际状况,决定着他们不会与他们的前辈相同,也不会与他们的后代相同,在与基督教的关系上,他们是特殊的一代。

同时,他们不同的家庭环境,不同的生活状况,不同的性格,又使他们彼此之间各有差异,历史与文化的丰富与复杂,就在这样一些差异中表现出来。一切因宗教而发生,却又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传统与现代、中国与西方得以碰撞,一代文人(从年龄上说也许分属两代人)也得以形成,他们的存在,有时让历史现象显得扑朔迷离,有时却又让历史变得更有意味。

——李辉

(许地山)

在诸多文人之中,基督徒许地山的身影最为突出。他的行止,他的宗教造诣,使他既不容易为人忘记,又使他让人感到他显得多少有些寂寞和孤独,仿佛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在拥抱耶稣基督。

1941年许地山在香港逝世,一位与他相熟的牧师撰文纪念他。这位牧师当然是将他视为一个基督教徒而予以颂扬,这证明了许地山与基督教的特殊关系。

牧师说:“他斌性和蔼,对物、对事、对人,不轻易下批评,惟对于基督教,则多所创例,他似乎不满于现代教会固执的教义,和传统的仪文。他要自由,他是纯粹民主性。他以为基督教育由希腊哲学借来的‘原质观念’的神学思想,是走不通的。……固许先生眼中的历史基督,不必由‘童生’奇事‘复活’‘预言应验’等说,而发生信仰,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现的神格,更使人兴起无限的景仰崇拜,信服皈依。譬如耶稣说‘你罪赦了’,马上便使受者良心快慰,如释重负,这种奇事和能力,固较‘水变为酒’‘履海不沉’‘化少为多’的能力更大,更奇迹了。”

对于这位牧师的概括是否准确,我无从了解。不过,可以确定的是,许地山在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,常常去这位牧师的教堂听布道,和牧师探讨基督教。牧师的话,可以看作对一个基督教徒的由衷敬仰。

在我看来,和别的曾经受过基督教的影响的文人相比,大概只有这个人最有资格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

这不在于他早在十来岁时,就在家乡福建受到洗礼成了教徒,也不在于他在燕京大学神学院系统地接受和研究过基督教,而在于他和别人不同,他常常感到一种责任(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),这就是修正、丰富和传播他所信奉的宗教。

现代文人中,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,一次次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对基督教的理解,并借人物形象的塑造,探索生命的形式。

一篇短短的《落花生》,似乎是在用简洁的文字,描述童年生活片段,借父亲之口颂扬一种踏实质朴的生活态度,然而,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种牧师布道式的寓言。

读它,语气平缓、言简意赅的风格,让人想到《圣经》。

“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,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,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知道。”他难道仅仅是在说明一个生活道理?显然不是。

正是在皈依基督教、迷恋宗教比较研究的时候,他写出了这些文字。是否在告诉人们他所经历的故事?是否期待着人们如他一样,去接近那棵“落花生”?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贯穿着佛教思想的作品,但那是他对宗教研究的一个补充方式,而基督教对于他无疑是最为主要最为持久的。

这便是与众不同的许地山,他选择了“落华生”这样一个笔名。成为作家,写小说等等,肯定不是他的目的,和文学相比,他显然更偏爱宗教。

他愿意自己就是一棵“落花生”,他希望人们通过他的笔,了解生活之外、生活之上的某种东西。这种东西也许存在于现实之中,也许完全出自精神的描述。

因此,读他的作品,我常常感到的并非是现实的刺激,而是显而易见的说教意味,并随时可以触摸到一种浪漫情调。他的人物,徘徊于现实背景和理念之间,有时你仿佛感受到他们的体温、气息,但忽然又虚无缥缈,闪动在一个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里面。

这里,我想到了老舍。1921年,老舍和许地山一同在北京参加一位牧师组织的“率真会”和“青年服务部”,第二年在缸瓦市基督教堂,老舍正式接受洗礼。

(青年时期的老舍)

不能忽略许地山对老舍的影响,因为早在这之前,许地山就受过了洗礼,并在燕京大学任教,可以说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教徒。

而他们相识时,老舍还没有密切接触过基督教,二十三岁的老舍,在基督教堂夜校里学习英语之后,才开始成为一名基督教徒。一个成熟的青年选择自己的信仰,显然是受到不同方面的综合影响才能如此。

这里,教义、牧师、教友等的作用,都不可忽视,而许地山就在其中。这时,他们有机会一同吟诵《圣经》,一同以青年的热情聆听那教堂的歌声。

这段经历对于老舍来说并不算短,其间他也做过许多与教会有关的重要事情,譬如担任缸瓦市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,起草该教会的《现行规约》,翻译牧师的作品,宣讲《圣经》。

但是,老舍从来没有离开他所生活的空间,从来没有像许地山那样敢于教义的思索,更没有那种浓烈的宗教情怀。他最感兴趣的,依然还是胡同里每日变化着的人与事,他的脚,并不是踏着圣歌前行,更多的时候,也许是徘徊于市井的叫卖声,或者庙会上的喧闹、胡同里的琐碎之间。

这可能是决定性的区别。于是,同是教徒的老舍和许地山,在某一时期有着相似之处,但当生活一日日过去,小说家的老舍和小说家的许地山,自然而然显出了不同。

老舍开始文学创作仍然与许地山有关。1924年他们差不多同时抵达英国,还一起住过一段时间。正是受到已经成为作家的许地山的鼓励,老舍开始了小说创作,并经许地山介绍向国内投稿,还参加“文学研究会”。

但老舍从一开始,就走着和许地山完全不一样的路。他的小说,没有教义的说教,没有理念的影子,他热衷的是生活的故事,是食人间烟火的人,即使《猫城记》这类作品,仍然是想象力生活观察力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结合,而非其他。读他的作品,看他的举止,我们看不到多少与许地山相似的影子。

于是,友谊继续着,但教堂的歌声在各自心中的回响已然不同。

(林语堂)

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林语堂也聆听着教堂的歌声。

他比谁都有资格、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他一降生,就生活在宗教的摇篮里,他的啼哭,伴随着教堂唱诗班的歌声。

他回忆,他的家就安在教堂里,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住在楼上。父亲是一个热心、善良的基督徒,从小就留给他深刻的、美好的印象,而传教士们在他的眼里,也与一些人的看法不同,并非凶煞魔鬼,却是可亲可敬的“洋人”。

在这样一个环境里,童年时他便入了教,随后,他进了教会学校,在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完成学业。这是一个标准的教徒成长过程。

他也的确一时间热衷于父亲献身的事业,并愿意将自己献身基督。他觉得自己有很深的宗教体验。他不能设想有一个无神的世界,甚至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,整个人类、整个宇宙就将毁灭。

然而,林语堂最终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许地山。可以说,即使有着如此便利的环境与条件,他也从来没有沉溺于所谓的教义、神学之中。

相反,正是那些神奇传说、繁琐条文,乃至礼仪,让他感到困惑,感到厌倦。在神学院里,愈是研究神学,他的神学信念愈是减少。

林语堂记述过这样一件往事。在清华大学任教时,他自动负责一个星期日圣经班,但种种圣诞故事、神学条文愈来愈让他感到荒诞而不可信,多年来形成的宗教信念令他苦恼。这时,他和一个同事有了这样一次交谈:

“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,便不能普爱同行,行见世界大乱了,对不对呀?”

“为什么呢?我们还可以做好人,做善人呀,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。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。”

林语堂说,当年就是这样一句答语,“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”。

这显然是一种夸张表述,因为许多年后,晚年的他在50年代又宣布最终皈依基督教,认为经过一生的追寻,他才发现基督教符合自己的理想。他说这样做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
不过,我宁愿将这看作一个老人疲乏的心灵找到一处歇息地,而非真正的宗教意识与追求。

-end-

选摘自:《旧梦重温时》

作者:李辉

出版:九州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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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旧梦,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能忘却的噩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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