哥哥轻一点 我好痛漫画,离开崇祯的日子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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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离开崇祯的日子

作者 | 周淮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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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三月二十三日,一男一女的尸体停在紫禁东华门侧,凌冽寒风中,几个太监忙碌着为死者装殓。

紫禁城东门竟成了停尸地,让人惊奇。有人发现太监给男尸只穿了双空靴子。

太监回答说:“凤不裹头,龙不裹脚。”

这对被称为“龙凤”的死者正是紫禁城的前主人--崇祯皇帝和皇后周氏。

这是一个被时人认为“天崩地坼”的时代。四天前,李自成攻入北京城,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。

他奔向皇宫,想见一见老对手,只发现被砍倒在地的袁妃和15岁的长公主。李自成感叹崇祯对妻女太残忍,命将二人送回宫调养。

他对崇祯并无恶感,甚至还有点同情。当有投降的明朝大臣为讨好新主而骂崇祯时,李自成还痛斥这些大臣辜负崇祯信任。

但是,崇祯下落不明始终是个心病,李自成“乃悬令募献者封万户侯,赏金万镒,首告赏金千两”。

两天后,终于在万寿山发现自缢身亡的崇祯及太监王承恩。

也许是出于收买人心,体现天命所归的气度,李自成决定以帝王之礼安葬崇祯夫妇。

令人尴尬的是,李自成热心,明朝官员却很冷淡。

大明最后一科(1643年)进士之一,庶吉士周钟在骑马经过崇祯灵柩时,直接策马而过,视而不见。

《甲申传信录》《燕都日记》等史料记载,在东华门侧为崇祯装殓时,在旁痛哭的明朝官员,仅兵部主事刘养贞一人。

满朝文武百官,只有一个处级干部为大明皇帝送终。

其他官员呢?他们很忙,忙着辞旧迎新,在大顺朝谋个好位置。

其实,李自成根本不用礼葬崇祯收买人心,尤其是不用收买“官心”,大明官员的心大多已经站在他这一边。

原詹事府少詹事、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项煜的言行,颇能代表当时官员的心态。项煜是天启五年(1625年)进士,在崇祯时期言辞激烈,以“诤谏”沽名,一副忠君爱国的形象。

崇祯十七年二月,项煜的门生黎志升在山西投降李自成并受到重用。随起义军进入北京后,黎志升力推自己的老师为相。

眼见有从厅级一跃到正国级的机会,项煜对大家说:“大丈夫名节既不全,当立盖世功名,如管仲、魏征!”

潜台词是:反正节操都碎了一地,不如学习管仲、魏征好榜样,谁说忠臣不能事二主?

但李自成仅仅给了项煜一个从五品的太常寺丞,负责宗庙祭祀的清水衙门。项煜大失所望,后乘被派去祭祀泰山的机会,潜逃南方,想混入南明朝廷继续为官,被驱逐。

另一位官员王孙蕙的演技更为高超。北京陷落前三天,崇祯召见时,王孙蕙痛哭流涕,誓言杀身成仁。

起义军攻入北京,他安慰家人说:“不要怕,我早有定心丸!”找来一个竹竿,挂一黄布悬挂门外,上书:“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”。

不仅自己主动去纳投名状,王孙蕙还邀约无锡籍的同僚秦汧、张琦、赵玉森等人“同去,同去”,并鼓励大家“方今开国之初,吾辈须争先著。”

官场老油条如此,新人表现如何呢?
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是明朝最后一科进士,崇祯选拔的最后一批“国之栋梁”。

结果,这批进士中不少人既不忠诚,更没担当,谁赢就帮谁,李自成来了降大顺,多尔衮来了降大清,有的甚至成了“三姓家奴”。

明朝最后一个状元杨廷鉴,南直隶武进人(今常州武进区),殿试时提出“取士先品行,而后文辞,用人贵朴诚而贱浮,竞论邪正,不论门户……”崇祯深加叹赏,亲擢第一,授翰林院修撰。

李自成进京后,他投降并被授予弘文院编修。清军入关,李自成败退,他乘乱逃回南方,降清但以病拒绝为官。

探花陈名夏,南直隶溧阳人(今常州溧阳市),明亡时为翰林院修撰,兼户、兵二科都给事中。

先降李自成,再降多尔衮,为人圆滑的陈名夏在清初官场如鱼得水,顺治五年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,三年后授弘文院大学士,进少保,兼太子太保,成了正国级大员。顺治十一年因陷入“党争”被处死。

生逢乱世,身不由己。如果说杨廷鉴、陈名夏还有点被逼无奈的话,他们的老乡兼同年、庶吉士周钟就属于“欢天喜地迎闯王”的典型了。

周钟,南直隶金坛人(今常州金坛区)。北京陷落后,他专门到牛金星住所递“门生帖”,上表称崇祯皇帝“独夫授首,万姓归心”,夸李自成“比尧、舜而有武功,迈汤、武而无惭德。”

当有人认为李自成“残杀太重,万难成事”时,周钟反驳说:“太祖初起亦然。”

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:革命哪有不死人?朱元璋最初造反时不也一个尿性?最后还不是成了万人敬仰的明太祖。

崇祯死社稷,随其殉国的大臣不到40人,入朝觐见李自成等待重新上岗的官员却有3000余人,时人感叹说:“杀身易而就义难,殆非虚语也。”

明朝最后一任首辅大学士魏藻德,崇祯十三年参加殿试时,崇祯问:“今日内外交讧,何以报仇雪耻?”

魏藻德对:“知耻。”

崇祯因此钦点其为状元,授予翰林院修撰,不到三年即提拔为首辅。

李自成进京后,抓住魏藻德问道:“何不殉死?”

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当年大谈“知耻”魏藻德不仅没有一丝羞愧,反而理直气壮地回答:“方求效用,哪敢死?”

很多人觉得魏藻德作为文官领袖,无耻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,但这在明末是普遍现象。

明末是一个将道德标准推到极致的时代,却成为了精英阶层道德最为沦丧的时代。

士人所谓的“名节”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资本与党争手段,官员要么以“诤谏”为名讪君卖直,语不惊人死不休;要么挥舞着“道德”的大棒互相攻讦,以道德完人的标准要求别人。

黄仁宇认为,中国封建社会用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,在明朝达到了极致。万历五年,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仅仅因为没回家丁忧守孝,就被进士邹元标骂为“猪狗禽兽”。

在某种意义上,明末的士大夫阶层普遍成了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,嘴上全是主义,心里满是利益。

既然理想信念的标准高不可攀,“正面典型”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,必然滋生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,不为圣人,即为禽兽,青史留名还不如活在当下。

从实际利益出发,在一家一姓之天下,改朝换代无非是换个皇帝,文官集团等同于职业经理人,老板是谁并不重要,大明亡还是不亡,那是朱家的事,关卿何事?

如果只是改朝换代,明末士大夫阶层这种玩法是游刃有余的。但一个人的命运,当然要靠自我奋斗,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。

1644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吊诡的一段行程。不只是改朝换代,而是天崩地坼,波诡云谲,亡国亡天下,谁也想不到最终胜利者是满清。

本来卸下道德包袱就可以成功,无奈历史偏偏跟士大夫开玩笑:投降一次哪能行,亡国不在乎,那就亡天下吧。

也许老天在想,既然你们都这么不在乎,那就多来几次。

是为甲申三百七十五年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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